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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为视角

2016-10-21 12:59| 发布者: 互生全球网| 查看: 186| 评论: 0|原作者: 刘艳萍|来自: 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网

摘要: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为视角,论述了民族认同与 ...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陕西工商职业学院,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为视角,论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分析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现实困境和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族地区破解困境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C 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 (2015)  06-0001-04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如何构建和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成为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对此,学术界从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入手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视角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研究,则尚属罕见。因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为视角,着重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性、现实困境及其原因进行论述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族地区破解困境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现实路径。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个根本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发展不平衡,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任务艰巨而复杂。与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除了共同具有的历史背景、发展任务、演进规律外,还具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一些特殊性,即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而这一特殊问题使之成为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个根本问题。

    从理论上看,近代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国家”的国家构建路径与“国家—民族”的民族形成路径是同一的,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所谓“民族认同”,是指各民族的成员对自身所属民族的一种归属意识,不仅体现为各民族的成员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可,还体现为各民族的成员对自身民族文化、民族特征的维护。所谓“国家认同”,是指国家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一种归属意识,主要体现为“人们自觉的身份意识以及和这种身份相关的文化归属感、国家感情、国家政治意识等”[[1]]P1。从形成上来看,民族认同是在民族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归属意识,这种意识与民族发展历史不可割裂。因而,作为民族成员,民族认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的、无法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国家认同是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甚至构建过程结束后才形成的,因而它是可以选择的。民族主义认为,现代民族的形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和

条件,而现代民族国家则是在单一的现代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从理论上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一种完全的对应关系,二者之间不仅正相关而且基本一致。

    但实践往往并非如此。首先,世界上基本不存在由纯粹的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多民族所构成。这样就打破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论设想,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出现断层而使两种认同之间无法保持完全的一致和对应。其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之前已经形成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各种因素影响作用下也会发生动摇和变化,例如克里米亚和苏格兰的公投。这都表明国家认同不是一成不变亦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增强和巩固。第三,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实践中并非处于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并非只单纯得归属于一个国家,它有可能分别归属于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个国家。这一点在跨界民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般来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会因为民族认同的强化而得到增强。但对于跨界民族来说,两种认同之间恰好是一种负相关,民族认同越强化使得国家认同越削弱。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是其主体民族,而其余55个少数民族则为非主体民族。作为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同一的、一致的,民族认同的强化带来国家认同的强化,二者正相关。而作为非主体民族,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实践中并不是同一的、一致的,也不是单纯的正相关,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离合关系。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地区的跨境民族,他们的国家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国家的形成与边界的变化中各少数民族不断进行着国家认同的构建。建国60年多来,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使少数民族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保持了一种和谐关系。但是近年来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经常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客观地讲,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客观存在的难题,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解答。因此,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成为民族理论工作者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一个根本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进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所体现出的特殊性,即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民族地区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因此,对于这种特殊性,我们不但要承认而且要重视,这样才会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相反,如果忽视和否认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会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产生危害。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过程中的两种认识偏差及原因

    正确对待和处理两种认同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制约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成为民族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进中国化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但在解决该问题时,容易产生两种认识偏差:

    一种认识偏差是过分强调民族认同而弱化国家认同,即在对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时,由于片面强调各民族的自身权利和维护各民族的自身利益,使各民族在增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同时离散了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认识偏差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文化多元主义。[[2]]P41-42“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宣扬世界民族文化多样发展的政治理论,它在民族文化平等的原则下强调发展民族文化,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但因其

对文化差异性的过分强调使其容易归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甚至走向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实践中,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做法成为典型代表。苏联以民族为基础构建联邦,强化了各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为国家分离埋下了隐患。当国家处于专制集权统治时,民族分裂、民族独立的意识被湮没。但是一旦当政治结构出现松动时,民族分裂、民族独立的意识就会觉醒,被过度强化的民族认同就会发展成为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运动,从而导致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体。这是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教训。

    另一种偏差是过分强调国家认同而忽视民族认同,即在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时,过分强调国家认同,认为只要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各民族自然会对国家形成认同。这种偏差在理论上主要体现为普遍主义。普遍主义认为,任何人类个体或群体,虽然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具体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上,普遍主义主张将各个不同民族整合成为一个民族,“经由消解后的民族身份转化成公民身份,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质化”[[3]]P60。在实践中,我国文革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做法成为典型代表。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竭力否认民族问题、民族差别,公开鼓吹“进入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民族不民族”、“蒙古族脱下长袍与汉人一个样”,导致民族机关被撤销、民族院校被解散、民族刊物被停办。这种一味强化国家认同而否认民族认同的错误做法给我们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带来了严重危害。

    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必须克服以上两种认识偏差和错误做法。而这两种认识偏差和错误做法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正确把握“同质化”和“异质化”关系,将二者对立起来,要么强调“同质化”而忽视“异质化”,要么强调“异质化”而否定“同质化”。所谓“同质化”,就是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实现“同质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民族同化的途径使民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实现两种认同的重合和一致。所谓“异质化”,就是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性和对立性。“异质化”虽然会在保护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也会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造成危害。“异质化”的发展可能导致民族与国家的分裂。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同质化”与“异质化”二者关系,使得民族地区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无法探寻有效途径来构建并保持长期稳定的和谐关系。如何破解困境,关键是改变以往将“同质化”与“异质化”对立起来的认识和做法,使二者在对立基础上实现统一。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重视“同质化”,也要重视“异质化”。于是,“一体化”就成为破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困境的重要思路,也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路径。

    三、“一体化”:破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困境重要思路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使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既要正确处理两种认同的关系,同时还要注意克服两种认识上的偏差。而这两种认识偏差,从根本上来看,都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对立性的思维方式。所谓对立性的思维方式,就是从冲突视角来看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用一种排斥性的思维观念来分析两种认同的关系,将两种认同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物。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民族工作实践中会出现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忽视民族认同而过度强调国家认同。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建构国家“同质性”以消解民族“异质性”要素。“具体体现为各种形式的同化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大民族主义”。另一种则是过度强调民族认同而忽视国家认同。从根本上看,就是通过建构民族“异质性”以消解国家“同质性”要素。“这种方式表现为各种地方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分离主义。”[[4]]P33可见,这种对立性的思维方式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民族理论工作者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进中国化,就必须在两种认同关系问题上改变固有的思维方式,从对立性的思维方式走向统一性的思维方式。而统一性的思维方式,就是从和谐统一的视角来看待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用一种包容性的思维观念来分析两种认同的关系,实现民族“异质性”与国家“同质性”的和谐共生。概而言之,就是“一体化”。所谓“一体化”,是指在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完整、民族团结的前提下,保持各个民族的独特民族属性并使各民族获得长期发展,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对立走向统一,从而构建两种认同之间和谐共生的良好关系。它不仅可以克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中的认识偏差,改变对立性的思维方式及由其导致的错误实践,还可以通过实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来促进二者的相生、遏制二者的相克,从而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因此,“一体化”成为破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困境的重要思路,同时也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现路径。

    在我国民族地区要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关键是重视中华民族认同。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发展也不平衡。要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统一,关键是要重视中华民族认同,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使少数民族地区在认同各民族文化的同时,认同中华民族及其精神,从而为两种认同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实现两种认同的对应与统一。而中华民族认同之所以能够成为衔接两种认同的桥梁和纽带,关键在于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体,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强入侵,实现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这一旗帜下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使得各民族由自身的民族认同上升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各族人民保家卫国、救亡御侮的壮举又使得各民族由中华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在全球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重视中华民族认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此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梦。

    总之,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在正确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时,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和族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国情、族情的结合,开拓思路、与时俱进不断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新路径,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郑晓云.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云南谈起[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 1(4)

[2]王立胜.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问题的思考[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  (6).

[3]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学术界,201 1(4).

[4]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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